提到英國的浪漫時期文學(1785~1830)，浮現在我們腦海裡的名字多半會是威廉．布雷克(William Blake)、威廉·華茲渥斯(William Wordsworth)、山繆·泰勒·柯律芝(Samuel Taylor Coleridge)、拜倫(George Gordon Byron)、雪萊（Percy Bysshe Shelley）和濟慈(John Keats)。不過，當談到雪萊的太太瑪麗．雪萊(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)的作品《科學怪人》(Frankenstein)，才發現我原本的想法只是以一個英文系老師或學生的角度在看。對大多數的人而言，也許曾經聽過拜倫的《唐璜》（”Don Juan”）、雪萊的《西風頌》(“Ode to the West Wind”)，或是濟慈的《夜鶯頌》(“Ode to a Nightingale”)，但鮮少有人會讀過被美國「耶魯學派」批評家，1973年以《影響的焦慮》(The Anxiety of Influence)這本詩學理論專書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哈羅德·布魯姆（Harold Bloom）教授視為開創近三百年英國現代詩的華茲渥斯的詩，以及他與柯律芝合著的《抒情歌謠集》（Lyrical Ballads），還有柯律芝所寫的《古舟子詠》(“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”)、《忽必烈汗》(“Kubla Khan”)等詩。
然而，卻不會有人不知道《科學怪人》。
但是，儘管也許不管說哪種語言的人都知道《科學怪人》的故事，對於原作者是誰卻可能不知道，甚至不知道作者是個女性，也就是雪萊的太太瑪麗．雪萊。
瑪麗．雪萊在思想上很激進，這也難怪她會在16歲那年，認識了他未來的丈夫，因為寫了《無神論的必然》並到處散發，而在牛津大學待了不到一年就被開除的，更為激進的當時21歲的雪萊相戀了。
瑪麗．雪萊的激進其來有自。她的母親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（Mary Wollstonecraft）本身就是個政治上的激進份子，她因為其支持法國大革命的立場，而與《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》(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)這本引起德國哲學家康德注意的美學論述作品的作者，英國政治家與哲學家埃德蒙·伯克（Edmund Burke）展開了筆戰。她所針對的，是伯克於法國大革命的次年，也就是1780年，所發表的《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》(“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”)這篇文章。
伯克被視為現代保守主義的先趨，而他的《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》也是保守主義的重要著作。伯克眼中的法國大革命，只是毫無導引的社會進程，採用的只是啟蒙運動所帶來的抽象原則，結果只會造成社會的倒退。他反對以自由為名，卻毫無堅實基礎的法國大革命，並且認為1688年發生在英國的光榮革命，不但有制序，尊重傳統，更使議會與王權二者達成了平衡。英國式的自由，是建購在發展了數世紀之久的法律原則和社會規範的基礎之上，而像是法國大革命這種以抽象理性原則，來重塑社會結構的做法，只會引來後續的暴力與獨裁統治。對他而言，自然社會階層的不平等才是一個社會的穩定力量，因為這具體化了累積了好幾代的社會集體智慧，而不是少數人的有限知識。
伯克的說法雖然現代人看起來也許會覺得迂腐，但如果我們回頭看2010~2012年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「阿拉伯之春」的一連串民粹式的民主主義運動，就會發現，就算推翻了一個獨裁政府(埃及的穆巴拉克或是利比亞的格達費)，社會上的貧窮和暴力不減反增，因為這種靠著簡單而空洞的口號所號召群眾所引發的革命，只不過是「讓最後一絲家長式對貧窮者的關懷消失」(“the last vestige of patriarchal care of the poor can fall away”, Žižek: A Left That Dares to Speak Its Name 54)，那麼，「既然他們現在自由了，貧窮就是他們自己的事兒了」(“since they are now free, poverty is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” 54)。更別說這場運動後續所造成的伊斯蘭國的興起與難民潮了。
瑪麗．雪萊的母親，則是寫了一篇叫《人權辯護》(“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”)對伯克的論點進行反擊。她批評伯克所支持的君主立憲與階級社會所累積下來的經驗與遺產，只屬於那些特定階級，因此這些傳承下來的傳統和習俗都是不公正並充滿偏見的。而那些特權階級早已變得懶惰與腐敗不堪，這時必須依靠以理性所創建的共和來讓社會重生，就像是如果你給一個病人不管開什麼樣的藥方都救不活他了的話，那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後生了。
而在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發表了《人權辯護》之後，她又發表了一篇《女權辯護》(“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”)的文章。《女權辯護》是女權運動史上最早的一篇著作。不過，一直到二十世紀前，英國哲學家約翰·史都華·彌爾（John Stuart Mill）在1869年出版的《婦女的屈從地位》（The Subjection of Women），卻一直被視為是女權主義書寫的先趨。之所以會如此，則與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坎坷的一生有關。
出生於1759年的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，有個投資失敗又時常對老婆拳腳相向的父親，一直在這樣一個不快樂的家庭生長的她，終於在1778年，在巴斯(Bath)得到了一個職位，並在那與朋友合開了一間學校。後來她搬到了倫敦，開始學習法文與德文，也從事翻譯的工作。1792年，在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的前幾個月，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搬到了巴黎。在那裡，她與一個來自美國的冒險家相戀，並生下了一個女兒。不過，這個美國冒險家後來卻獨自一人去了倫敦，把她們母女二人留在巴黎。
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則是帶著女兒，回到了倫敦找他，但換來的卻是他對她們母女的不理不睬。傷心欲絕的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在兩次的自殺未遂後，重新讓自己振作了起來，並重回英國的文學圈。這時，她認識了提出無政府主義的英國哲學家威廉·戈德溫（William Godwin），她們相戀，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懷孕而結婚，並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女兒，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溫，也就是後來的 瑪麗．雪萊，《科學怪人》的作者。
但是不幸的，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生下瑪麗．雪萊後，由於產後受到感染而引發了敗血症而過世，那年，她38歲。
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過世後，戈德溫將她的一生寫成了《女權辯護作者傳》。但由於內容太為詳盡，將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私生女、愛情故事，以及她曾經企圖自殺這些事都寫了進去，因此不但讓戈德溫本人飽受批評，也使得當時的世人不把瑪麗·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寫的文章當做一回事。
而她們的女兒之所以會認識雪萊，則是因為雪萊是其父戈德溫的追隨者，每天都會到她們家造訪，然而，其實當時的雪萊也已經是有婦之夫了，不過，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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